文｜历史TALK

编辑｜历史谈

前言：

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冲突既可能对家庭产生破坏作用，也可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体现出女性的家庭地位。

本文从改革开放时期切入，探讨大龄女性与小龄女性婚姻中的冲突。

我们发现：在集体文化的影响下，老年女性在政治社会化和情感社会化两种机制的塑造下，追求安全感、重视奉献，重视家庭秩序与完整，以“承诺”为关键词；

受个体文化的影响，年轻女性的婚姻冲突集中于个体满足与自身权利，“亲密关系”是她们的关键词。

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女性一方面追求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又认同传统的性别气质期望，她们与子女的关系正在从单一的需要转变为个性化的需求。

两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都表现出自主性、主动性，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保守性，两代女性之间冲突的差异体现了家庭生命轨迹和个体生命历程由集体到个体的转变。

1. 当今婚姻冲突的特点

纵观当今年轻女性面临的婚姻冲突，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冲动性冲突增多。

年轻女性在面临婚姻矛盾时，往往会表现出情绪冲动，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发泄愤怒。

这种思想和做法是“个人无公共道德”或“个人无个人主义”的表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私人生活的转型，也就是家庭的私有化。

二是注重满意度。

在以“我为自己而活”为中心的个人反省时代，年轻女性更多从“自我”的角度去编辑、解读婚姻中的矛盾：矛盾源于“我”的感受或权利受到侵害，矛盾的解决也基于“我”的感受或权利。

如果说传统中国家庭是一个“合作社”，那么从年轻女性面对婚姻矛盾时所展现出的家庭生态来看，当代中国家庭或许更像是一个“游乐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满足，即便想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却无法相互认可、满足。

在此情境下，现代婚姻更多的是“再制度化”而非“去制度化”：告别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单方面渗透，促使年轻一代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和情感，而当代中国青年则对“家庭是一种制度”的传统观念产生了质疑。

三是经济因素日益凸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欲望的增长，消费来源的增多，消费霸权的渗透，各种压力加剧了青年人的“剥夺感”“紧张感”和“焦虑感”，这种“世俗性”与“逃避感”的“困境”才是当代女性面临婚姻冲突的真正原因。

第四，性别刻板观念依然存在。

在年轻女性的婚姻冲突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于两性性格的二元论观点：女性更情绪化，女性更自私，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扮演更好的性别角色。换言之，女性仍然要在性别脚本的规则下扮演好社会的性别角色。

出生于上世纪 50、60 年代的一代人成长于集体化时期，当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将家庭视为工作单位；出生于上世纪 80、90 年代的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性格豪爽，自我满足。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家庭即家庭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具有父权特征的制度安排。在家庭结构中，传统婚姻具有强调其社会意义、忽视或压抑夫妻间感情的特点。

一般而言，夫妻家庭制度的中心词是个人感受（是个体而非集体、是情绪而非其他），这是我们对现代家庭结构、关系和功能的理解。

与此同时，夫妻家庭“并非完全自给自足”，即使在工业发达国家，亲属关系也“非常活跃”。

随着家庭的壮大，家庭变得更加灵活和自主，“过去人们可以依赖规则和模式，但现在人们必须自己做出很多决定。”

在个人机制的影响下，夫妻家庭理想由“需要”转向“选择性”。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所经历的事件中形成的。

2. 婚姻冲突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家庭的变化就是“她的历史”。

改革开放40年来，家庭功能由劳动单位向消费单位转变，特别是女性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提高。

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女性对过去男性压迫下的压迫表现出了更强大、更激烈的反抗；

婚姻矛盾在所难免，媒体上也有很多文章，如《揭秘年轻夫妻婚姻矛盾的10大原因》、《婚姻矛盾你必须要懂的4个原则》、《当婚姻矛盾不断时该怎么办：8个技巧缓解‘婚姻之痒’》等。

相对于婚姻矛盾的爆发，婚姻矛盾的处理方式同样重要，它不仅考验夫妻双方的智慧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时代话语尤其是性别规范对个人经历的介入。

调查显示，虽然两代女性都建立了以情感为中心的夫妻型家庭，但年长女性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和灵活性远远高于年轻一代，她们愿意为孩子和家庭付出更多努力。

适合年纪较大的女性。

首先，男女身份平等与女性承担大量情感劳动相平行，性别刻板印象被设定为女性的情感特征，大龄女性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她们的性别观念发生改变，这种差异背后是社会性别体系的合法性和支配性。

其次，夫妻家庭观念虽然会影响大龄女性对婚姻的认同，但她们也可能因为“缺爱”而发生争吵，甚至离婚。

大龄女性与少龄女性婚姻冲突的叙事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方面，两代女性对于理想伴侣的定义复制了传统的性别气质模式，将工作/收入/职业的因素融入到“贤妻”的幻想之中，这显然带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

二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毋庸置疑，年轻女性的自信、主动，甚至鲁莽，她们对情感的重视，对欲望的满足，对自由的向往，有时会导致亲密冲突；

过去，大龄女性以性别平等的话语体系构建夫妻家庭，通过全民就业和收入保障，避免了对配偶的软弱和依赖，具有情感主体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当婚姻纠纷发生时（无论是引发纠纷，还是解决纠纷），两代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两代人关系的亲密体现了夫妻地位的提高和对感情的尊重（从家庭主义走向个人主义）。

这两个共同特点表明，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家庭仍然具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或现代力量之间的竞争。

而在于家庭在面对变化时的韧性和灵活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耦合又对立，既矛盾又统一。

私营部门的转型必然与公共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相联系，两代女性之间的婚姻冲突也与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型相一致。

受家庭价值观的影响，老年女性在婚姻矛盾中寻求情感的“安全感”：内敛、隐忍、重感情、关心家庭；

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来说，受个体意识的影响，她们更加注重婚姻关系的满足感：冲动、激烈、注重自我实现。

如果说西方家庭经历了从现代化到个体化的转变，那么中国家庭则经历了从组织化到伙伴关系的转变：

前者约束力强，注重家庭融合，立足于普遍利益；

前者灵活性较大，更加注重个体体验，更加注重基于自身利益的幸福。

总体而言，大龄女性的家庭生活更加注重责任，考虑的因素更多，尤其是家庭；

年轻一代的女性更加重视家庭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要理解家庭变迁，必须以政治社会化和情感社会化为前提。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演进与个体生活的衔接，上一代与下一代的性别实践整体上由家庭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并在父权制的支配下得到超越或维护。

从情感社会化角度看，集体化阶段，理想主义的情感体系培育了女性对家庭（特别是子女）的妥协；

改革开放时期，现实情感体系是“50后”、“60后”步入婚姻殿堂的普遍看法，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现实情感体系对子女的关爱使得大龄女性更加关注子女（指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女的支持），也促使当今年轻人成为家庭的重心（这培养了年轻一代女性的自我导向习惯）。

进入21世纪，在结婚生子、建立家庭、成就事业的过程中，“80后”、“90后”们自我意识的情感体系，建立了激励人们追求幸福的道德体系。

因此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更容易因琐事发生矛盾，在婚姻矛盾中更注重自身的感受。

需要注意的是，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时间线虽然提供了两代女性冲突的跨代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生活是被时代背景操纵的傀儡，也不意味着

在家庭的变化中，新旧因素根本不存在混合、竞争、共存的可能。

结论

事实上，年长女性对婚姻平等的重视，以及年轻女性对性别歧视的接受，都体现了家庭生活的多样性和多样性，家庭成员通过结构和行为的互动，寻求社会需求和自身需求之间的平衡。

要从内部理解家庭变迁，必须关注内部的互动和过程；从外部则必须掌握复杂的制度话语和社会实践。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不够全面。

比如：如何叙述和理解农村女性的亲密冲突，男性在亲密冲突中如何表现，家庭变迁的特点等都需要深入挖掘。

【参考】

[1] 闫云祥：私人生活的变迁：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2]朱瑞凯：中国婚姻家庭史

[3]汤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论

[4] Mark Hertel：《变化中的家庭：跨文化视角》

[5] 费孝通：乡土中国